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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玉琢:《一路直行——我的企业理想》

http://www.bpq.hc360.com2014年06月20日08:52 来源:财经界T|T

    他是“中国式管理”的践行者

    与商业领袖万润南、段永基、任正非等人有过火花绽放,也有过矛盾冲突

    他被称为“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”

    39岁下海参与四通打字机合资企业的创办,迅速改变四通OA本部、华为子公司莫贝克的困难局面

    接手濒临倒闭、后来成为高压变频器领域第一品牌企业利德华福

    花甲之年投身中国风电企业——金风科技(002202,股吧),作出令人瞩目的贡献……

    他似乎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,原本毫无起色的小企业,在他的领导和参与下风生水起

    本刊与您共赏李玉琢这本带着传记色彩的人生感悟

    约见任正非

    一天下班之后,我在宿舍里面给华为总裁办打了个电话,接电话的是个女秘书。我说我要见见你们任总。她问我是谁,找任总有什么事。我当时只说有事要谈,秘书便说任总很忙,不是什么人都见的,然后把电话挂了。我被气得不行,心想:堂堂四通副总裁居然遭到如此冷遇,任总也太狂了吧。憋了15分钟,又打电话过去,直接说:“请你转告任总,四通副总裁李玉琢求见。”她说你再说一遍,我又重复了一遍,然后就放了电话。过了一会,一个电话打过来,那个秘书的口气变了许多,说:“任总明天上午8点在深意大厦五楼见你。”

    那时四通很有名,华为还没出名。我在华为干了几年后,有人告诉我,任总当时以为我是去和他谈四通与华为合作的事。

    第二天,我直接去了任正非在深意大厦的办公室。任正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,气质不凡,高大魁梧,一米八左右,满脸络腮胡子,有些老相,但很威严。穿着很朴素很随便,谈起话来滔滔不绝,经常会冒出一些你想不到的见解。

    我开门见山地说道:“我是四通副总裁,在深通公司担任总经理,你们曾在我那儿加工过电路板,我想来看看你们公司。”任正非也许是第一次见四通的副总裁,向我介绍一番华为的情况。当时在座陪同的是副总裁郭平。

    听完以后,我问能不能去看看他们的企业,他立即安排郭平陪我到新能源大厦的研发中心参观。在新能源大厦四层的整个一层楼里,大概有三四百个工程技术人员,每人面前一台计算机在忙碌。我也算出过国、见过世面的人,这种壮大的开发场面还是令我非常震惊,因为当时四通虽然比华为名气大得多,但是全部的开发人员加起来也不过才百八十人,差得远。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,正在工作的每个人都很认真,井然有序。我的第一判断就是这里的管理水平很高,员工的工作状态很好。

    然后,郭平又带我去深圳二道关外的西乡生产基地。当时的西乡很落后,一栋六层大厂房,每层的面积至少有3000平方米,生产饱满,物料、生产设备、半成品、产成品摆得满满的。我是四通合资公司生产部长出身,看得出他们做的通讯设备工艺很像样子。

    回来的路上,我内心已经对华为产生了好感,琢磨在什么场合、以什么方式顺理成章地表示希望到这里工作的愿望,毕竟我来的时候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。

    中午,郭平请我在南海大酒店吃饭。席间,郭平问了我一些四通的情况,我一一作答。我也谈了对华为的印象,然后试探道:“郭总,如果我到华为来,能干些什么呢?”郭平大概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,愣了一下,然后说:“这个事儿得由任总来决定。”

    晚上任正非请吃饭时,估计郭平已经把我的话告诉了任正非,所以我便直接向任正非表达了到华为工作的意向:“看完你们公司之后,我非常震惊,公司发展不错,这个行业将来会有前途。我在四通干了八年,希望能到这儿做点什么。”

    任正非听了没有马上表态,而是说:几天后我们在北京的香山开会,那时我们见一面。我事后判断,他对一个四通的副总裁突然要求加入华为也不敢太相信。

    另外,是真是假也不知道。更不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。他需要调查。几天后香山饭店见面,任正非正式邀请:我准备安排你把华为的一个子公司——莫贝克管起来,不知你是否接受?我倒不急了,说:最近几天我要到日本开董事会,15日回国后再定。

    客观而论,任正非的确有高明的地方。任是一个有特色、有思想的企业家,虽然这并不代表他永远正确。他有让人难以攀比的业绩,但又有很多让人鄙视的弱点,甚至他的错也是有特色的。比如他总要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想法和口号,老是过分地估计形势、提出指标。人们认为不太可能的事,但他最后大都成功了,可谓是险中求胜的高手。相比之下,段永基靠的是聪明、权变;柳传志靠的是扎实、顽强。他们都有其过人之处,各自企业的走势和对社会的贡献、影响自然也不尽相同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与任正非相处之趣

    从进入华为到离开,都是任正非与我谈的话。在四年半近距离接触的日子里,他的所作所为,点点滴滴,无不刺激你,推动你,影响你,让你每一天不得安生。

    四川华为成立之后,总经理付恒科刚刚上任,任正非的指示接踵而至: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培训。之后怎么办,任正非没有说,付恒科也没敢问。员工们培训了一个月之后,付恒科给我打来电话:“李总啊,我就一直在这儿培训?最终这个企业靠什么吃饭?下一步该干什么?”我给他安排了三项工作,并亲自赶到成都,召开西南片区、成都办事处、四川华为联席会议,这次会议收到了两个结果:四川市场在合资企业的协助下,终于打开了局面,当年销售5亿元;我还在回深圳的路上,有人就断章取义向任正非做了汇报,任正非打来电话怒气冲冲指责我,有什么权利取消办事处?然后一纸任命下来,要我搬到西乡去办公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——像流放,又像戴罪工作,有点小孩子赌气的味道。但我始终没去,而是给任正非打了个报告:“我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到西乡去工作,而且似乎只我一个人去,我的工作与西乡并无太多的联系,相反和总部的很多部门却要经常打交道,我没有专车,这样一来我不知怎样开展工作。”心想在莫贝克你已经不明不白折腾我一次了,这回我有什么错?其他干部你随便折腾可以,我老李凭什么可以随便被你冤枉?我没有去西乡办公。过了一段时间,也就不了了之。

    出差期间,只要跟任正非一块儿出去,每天早晨陪他散步是一定的,在昆明,在杭州,在长沙,在成都,6点不到他准打电话给你。我问,要不要叫其他人?他会说,那些年轻人,都是懒蛋。他散步的特点是,背着手,一声不吭,不停地走,很少驻足看点儿什么。你说照个像吧。他会说,要照你照,我不照。

    散步时,总要说点什么,有一次我说:任总,以后少发点儿火,对身体不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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